《红色土司》它是我第一部在院线上映的电影作品。首映当天我在西安参加映后主创交流活动,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我再一次将它完整地看完。当电影结束、亮起灯光的那一刻,我内心非常平静。
在这之前我无数次地想过,自己走进电影院去看自己主演的电影时,会是什么状态。会不会有人把我认出来?观众会有什么反应?自己会不会很激动?我想了很多。但等我真正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将它看完的时候,其实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与兴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淡淡的、平静的,看完了《红色土司》。
——楚布花羯
Q1:电影《红色土司》是以你的曾祖父羌族英雄安登榜为原型,可以说说这段故事吗?
当然可以。其实我曾祖父安登榜他不到40岁的时候就牺牲了。虽然很短暂,但他的一生是非常非常精彩,灿烂的。
《红色土司》这部电影恰好就讲述了1933年到1935年我曾祖父安登榜人生中最后两年的故事。
安家是当地很有威望的土司家族,1933年我曾祖父的辖区遭遇大地震,百姓生活困苦艰难,国民政府不但不赈灾反而进行大肆剥削。于是我曾祖父就决定开仓放粮,国民政府因此视安家为“眼中钉、肉中刺”,然后安登榜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妻儿和亲信前往北川。
在路途中就遇见了当时要从北川进入阿坝地区进行长征的红四方面军,也就是“红军”,其实当时我们少数民族在国民政府的宣传之下,对“红军”的印象是非常负面的,但在与红军的相处中,我曾祖父一行人逐渐接受并认同了红军,接着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支队伍。
但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不幸牺牲了。电影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Q2:在你心中,素未谋面的曾祖父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又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虽然和曾祖父素未谋面,但我从小就对他的故事耳濡目染。小时候我是跟着外公长大的,也就是安登榜的长子安本钦,外公现在93岁了,身体还挺好的(笑)。
小时候吧,我印象当中就有很多省内省外的记者媒体或者电视台的人来到我家,采访我的外公,让他讲一讲我曾祖父的故事。
《红色土司》游大庆饰演安登榜
我小时候就仅仅认为那只是一个故事,就像别人家的故事或者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种故事一样。
但等我后来上了大学、做了演员,筹备《红色土司》直至它上映的这么多年中,我突然发现,虽然曾祖父已经牺牲84年了,我也从未见过他,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在我的身上也愈发地体现出来。它就是“使命感”。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特别是男人,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当你身上有了这种使命感之后,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难或不如意的时候,就不会感到那么地无助。因为有信念在支撑着你,你会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用不一样的眼光来面对世界。这是曾祖父给我精神上添的一针“营养剂”。
Q3:“将曾祖父的故事拍成电影”,让你萌生这个想法的契机是什么?
这要从我艺考集训那时说起了,事情是从这里发生了转变。那时候我在格外学习表演,每天晚上下了课后老师会组织大家一起看电影,放映结束后还会带着我们进行影片分析。
有一次就看到了韩校长自己导演的一部片子,那是一部讲述少数民族的电影。看完后我挺有感触的,我一下子就想到“诶,我们家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曾祖父安登榜的事迹。
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故事和我想将其拍成电影的想法写了下来,交给了韩校长。他看了过后就找我交流,他对这个想法表示极大的认可,也非常鼓励我这样去做。就这样,这个想法在我心中“种下了”。Q4:筹备电影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最漫长艰难的一个阶段是在前期。当我和艺兮导演将剧本改好了、电影立项了之后,就面临着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资金。
这个事情折腾了我们好几年,2016年我们拿着剧本和电影立项书在北京见了不下100位投资人,与他们沟通能不能为《红色土司》投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结果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当时我的情绪很不好,但现在想想,我也能理解那些投资人的决定。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导演是第一次拍片,我也是第一次担任制片工作,再加上我们的故事题材比较小众,作为一个投资人,凭什么要把钱给我们呢?
后来我们羌族的一位老前辈建议我们将方向转回四川,转回到我们的老家阿坝。于是我们就回到了老家,最后得到了家乡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资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Q5:分享一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电影首映礼时的心情吧。
11月3号电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礼,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吧。很多领导都参加了首映礼,从中央领导到我家乡四川的各级政府领导都出席参加了此处活动。《红色土司》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
同时我也邀请了自己的许多亲人,我的外公带着他的七个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和几位舅舅,大家专门坐高铁从成都来到北京参加首映礼。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好幸福啊,因为我的家族体系比较庞大,过年的时候人都没有这么齐整,但因为这部电影,我们一家人团圆在了一起。
萌生“做演员”的想法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电视,尤其是念小学那会儿,我没有别的一些爱好,我不去网吧、不打游戏,也不怎么贪玩。每天放学过后,作业都不做就想看电视,做完作业后还是想看电视。
那时候跟着爷爷一起看电视,看各种电视剧或者卫视节目,当时就觉得好看,然后慢慢地就觉得“诶,我想演他,我想演这个人物”。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萌生演戏的想法,也为之后来到格外学表演奠定了一个基调吧。我是2010年来格外学习的,来之前一直在普高学习文化知识,那里的环境相对比较闭塞。来到格外以后,我发现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与我同龄的人都在这里学习。
在格外,除了学到了能让我考进大学的专业技能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格外给了我一个良好的艺术审美。
刚刚我也提到过,格外每晚都会组织我们看电影,然后专业老师会进行影片分析。我记得我当时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韩国导演金基德的《弓》,这部电影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看完过后我就想“哇,电影原来还可以这样拍,可以有这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弓》海报
所以格外从一开始就给了我良好的艺术审美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点。Q3:听说你有北漂的经历,可以说一说这段生活吗?
其实我在北京还挺幸运的,我没怎么吃过苦。但“北漂”时有一件事,让我反思了很久。
2016年,我顺利接到了一个角色,而且是一部电视剧的主演。那时候我产生了一种“骄傲感”,因为那时刚毕业,身边的同学和一些新认识的青年演员都还没什么机会进组拍摄,而自己已经能在电视剧中担任主演了。这种想法令我我迅速膨胀。
当时我还没有经纪公司,拍完这部戏之后还要接着去下一个剧组试镜。可我明显地察觉出了自己心态的变化,再去一些剧组试镜时,我会因为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或者剧组规模较小等等原因直接翻脸走人。那样的状态持续了三个月左右,期间我一部戏都没有接到。
恰好那时还赶上了春节,我回成都过年时并不开心。再回到北京,我开始了反思,我意识到自己出了一点问题,需要马上调整状态。青年演员一定不能浮躁膨胀,要一步步脚踏实地去做事,想通之后我的情况就慢慢好转了。
《坚如磐石》概念海报
Q1:除了与张艺谋、周冬雨、雷佳音这样的著名导演与演员合作之外,此前你也在近年势头正猛的青年演员章宇主演的戏中扮演男二号,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拍摄花絮或者自己的一些感受收获吗?
和宇哥(章宇)合作的这部电影叫《野犬笔录》,18年上半年我拍完《红色土司》后,下半年进组拍摄了这部影片。
《野犬笔录》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好的一个剧本。演员能够遇见一个好剧本,遇到合适自己的角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拍摄的那一个多月我一直待在剧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宇哥演对手戏,因为在片中他饰演我的队长。宇哥单人戏份的时候我不会离开,我就会找个角落去看他演戏。《野犬笔录》演员合照
很多观众应该都知道,宇哥这两年在《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大象席地而坐》等等一些影片中的表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知名电影节的奖项,他的表演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个人特别喜欢,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电影表演的一些方法和技巧。Q2:刚刚在聊与张导新片结缘的时候,你提到“自己并不出名”,除了你自己,可能还有人会说“作为一名演员,你并不红,并不出名”,那你自己是怎样看待的呢?
我自己的原则是“不要为了红而红”。说实话,作为一名演员,说自己不想成名那一定是假的。因为当你有了知名度、有了粉丝、有了支持你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拥有更多的拍戏机会和选择权,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剧本、喜欢的角色,或者转型去做导演。反之你可能就没有这些权利,甚至连拍戏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但有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作为一名并不出名的演员,你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感知这个世界、去观察身边的坏境、去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起来之后,对塑造角色一定有莫大的帮助。
在格外学习表演时,我就感受到了做演员的幸福和快乐,从在课堂上演绎一个小片段,到现在参与一部优秀电影的拍摄,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真的非常美好,超越了一切。所以于我而言,“出色”比“出名”更重要。
对即将联考的“小格子”们说的话
采访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形体教室的灯却还亮着,里面传出隐约的音乐,门口摆放着一排花花绿绿的鞋。
楚布花羯告诉“格子君”,《红色土司》入选了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影展展映,他也即将前往厦门参加活动。在电影节开幕后,格子君也第一时间关注了楚布花羯师哥的微博动态以及相关的电影消息。楚布花羯在成为一名“好演员”的路上努力了近十年,成不成名并不是头等大事,这也是他向即将步入大学的“格子们”传达的态度,做演员,“出色”远比“出名”更重要。